钟敬文：屈原与民俗文化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但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为深广。千百年来，屈原和楚辞已深深浸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后世取之不竭的文化富矿。在民俗领域，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习俗都与纪念屈原有关。今天，我们就把钟敬文的这篇《屈原与民俗文化》分享给大家。

作者：钟敬文原载《群言》1988年4期

屈原是我国一位伟大的诗人。屈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极高境界。他还不仅是一位伟大诗人，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坚贞的爱国主义者。因此，在文学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位置就更为突出了。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座泰山。 像屈原这样的伟大作家，他的形成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当时楚国社会、文化的发达情况，他个人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聪明资质和济世热忱……这些无疑都是造成他的伟大业绩的重要因素。但是，此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往往被论者所忽略（至少是重视不够），那就是——他的艺术成就与楚国民俗文化的密切关系！ 让我做点回忆罢。记得年少时初读这位大诗人的作品，虽然为他的激情和翰藻感到醺醉，但总有点疑惑：作品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奇花异草呢？（我们知道，古代学者曾为它作了一部专著《离骚草木疏》呢）前人尽管说作品里的美人香草是一种寄托之词，我总是不能完全释然。又像《九歌》里不但有那么多神灵鬼怪，而且还有男女的恋情描写乃至形式不寻常的对话。这又是怎样来的呢？ 稍后，我又觉得屈赋里“超自然的事物”实在不少，读了像在翻阅神话、传说一类的著作，因此，我一时发兴，竟为它写了一本《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的小书。特别像《天问》以及《招魂》，那些作品的形式是颇奇突的，特别是前者（有些外国汉学家曾经怀疑它是一种考试题被错编入集里去的。这虽然好笑，却也不是全然捕风捉影之话）。这些现象的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心里总不免怀疑。 以后，我经常诵读民俗学、民族学、原始文化史一类的书，也对屈赋里的那些问题加以思考。渐渐有所领悟。到现在，总算基本上弄明白了。那些天神山鬼、香花恶草，以及奇丽的诗情和特殊的文学形式等，是有它们的社会根源的。那根源就是当时作者生活、思维、感兴其中的楚国民俗文化。马克思说过，希腊的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屈赋里那种奇异的素质和风采，正是从楚国民俗的土壤里茁长出来的。这个古典艺术上的锁，现在总算彻底打开了。 无征不信。但在这篇随笔里，我只能作些简略的点划。详尽的论证，要让那些篇幅比较宽裕的专著或论文去担当了。 像《天问》那样对古典神话、传说以及历史故事一共发出了百多个问题的奇文，从一般文章写作常态看，的确不好理解（尽管学者对它作了这样那样的解释或推测）。但我们只要知道民族志或民间文学中某些类似的作品，就无需感到怪异了。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苗、瑶）中，他们在举行某些宗教仪式时，要咏唱关于神话、传说或祖宗历史的歌词。这种歌词往往是用问答体的。除见于严肃的宗教仪式中，一般的男女对歌或其他节日活动中，它也被广泛采用，尽管所唱内容或者有些变化。在一些地区的通俗文学中，也出现了袭用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作品，如湖南民间流传的《天仙记》（关于此唱本，抗战时期，我曾告诉过陆侃如先生，陆先生又转告了郭沫若先生。记得郭先生还在什么文章里提到过）。当时楚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诗人屈原大概是熟悉这种民俗文化情况的。因此，当想发抒他的满腔悲愤和比较明智的见解时，就不自禁地采用了这种民间诗体形式和内容。不过他是一个作家，执笔写诗，又有着自己一定的目的，所以尽管沿袭民俗诗学形式，却只采用了它的一部分（发问部分），而内容虽然有沿袭，同时也有自己加入的部分（如后面关于古代及楚国历史那些部分的问题，有的就可能是他加入的）。这种屈赋上的问题，非靠民俗学、民族学的比较研究，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所以问题长期被搁置着。现代有的国外汉学家多少理会到这点（例如日本的伊藤清司教授），虽然“语焉不详”。唐代那位被贬谪到湖南、广西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经作过《天问对》的文章，他可能是知道这种民俗诗体的存在的，尽管他的答问有点多事。总之，从民俗学等资料看，难解的《天问》问题，实际并没有什么奥妙之处。 《招魂》这篇文章也曾经烦劳过去学者们的推测。所招的魂，到底是死人的魂，还是生人的魂呢？它到底是不是屈原的手笔呢？我只想谈谈所招的究竟是生魂还是鬼魂的问题。根据近年关于民俗的记述，至少在南方江、浙、湖南等省（甚至东南的一些少数民族里），大多存在着招生人（主要是病者）之魂的习俗。形式有繁有简。招者可能是巫师或“失魂”者的家人（如小孩的母亲）。宋代的《楚辞》注释家朱熹明显地提到招生魂的话（并且用的是南方民俗学资料）。但他到底主要是个文献学者，他忘不了《礼记》上的“复”（招死者之魂的仪礼）。因此，他总不免觉得那种招生人之魂的做法是“鄙野”之礼。屈原是楚人，那些地区到现在还遗留着招生魂的习俗。因此，《招魂》里所招的应该是生魂无疑。这跟这位早期的伟大作家辞赋中其他方面一样，是取资于民俗文化的——自然他的瑰丽的诗才大大地提高了它。其实，这种事实，屈赋的最早注释家已经透露了消息。王逸说：“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岁。”这段话，虽然对该文作者是谁等的判断颇有问题（一般学者趋向于赞成司马迁的意见，认为它应为屈原所作），但他承认所招的为生魂的意思却相当明显。至于所招的到底是谁的生魂，学者间还有不同意见，这里就不细说了。 关于屈赋里多草木的问题，也不难用民俗学的知识给以解决。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在早期社会，诗人们与自然界（包括草木、禽鱼等）比较接近，容易把它作为诗料（这从《诗经》的许多篇章和现代少数民族的民歌可以看出来）的一般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文化发展比较迟缓的民族或部族，他们流行的宗教—法术活动中，往往把某些植物（如枫树、桃树等）乃至动物神秘化，并加以运用。它起初也许只限于特殊范围，后来就渐渐扩展到一般民俗上。屈赋里的许多草木可能就是在这种民俗文化和民俗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屈赋是诗人有意识的创作，作品里的诗料：草木，它已经从原来宗教——法术意识的统率下转为文学意识统率下的东西了。两者既是相联系的，又是有区别的。 屈原是我国早期社会的伟大诗人。他是我国由集团创作转到个人创作的关键时期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处的地理、社会、文化环境，又是民族交错住居的楚国。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保留着大量民俗文化的痕迹，不但是明显的事实，也是有其必然的道理的。这种现象，在古代希腊文艺史上也是明确存在的——我们只要想起希腊悲剧的题材和形式跟民间传统文艺的密切关系就得了。 文学、艺术是民族的文化之花。用民俗学、民族学的资料和某些理论去研究作家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在世界学坛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但是，在我国学界，这还不是常见的。今天，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迅速腾飞。为了使我们的文学，特别古典文学的探究也能高高飞起，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也不妨大胆而又有识别地来个“开放”和“引进”吧。